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召开，与会者从左至右依次为康生、周恩来、毛泽东、林彪及陈伯达。

我的一点意见

1970年8月31日

（此系毛泽东对陈伯达提交之报告的批阅指示）

这份材料出自陈伯达同志之手，误导了众多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第五项要求强调，领袖必须经过严格的考验，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并拥有长期的教育背景，同时他们之间还需具备出色的协作能力，共列四项必备条件。

至于他人暂且不论，单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而言，符合条件者实属寥寥。

譬如，我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共事已逾三十载，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我们从未有过顺畅的协作，更遑论默契配合。

以庐山会议为例。

首次，他前往彭德怀处。

次之，涉及工业七十条的议题，他自述仅上山数日便匆忙返程，至于其离山原因及归途去向，却不得而知。

此次，他表现尤为出色，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煽动事态，意图搅动乾坤，仿佛有将庐山炸毁、令地球停止旋转的架势。

我所言，不过是描绘我们那些天才理论家胸怀之宽广。至于他们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我不得而知，或许那是一种良心所驱使的宽广，但绝不掺杂任何野心。

至于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否会导致混乱，庐山是否能够被炸平，地球是否真的会停止转动，我认为这些情况恐怕都不会发生。

古人言：“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学那个杞国人。

至于我自身而言，我的贡献恐怕对他助力有限。我的观点是，关键并非源于个体的天赋，而是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我与林彪同志曾就此事交换过看法，我们俩均认为，这个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学家长久争执的议题——通常所说的，究竟是英雄塑造了历史，还是奴隶大众铸就了历史；人的知识与才能，是生来便具备的，抑或是后天培养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唯有立足于马列主义的立场，绝不能与陈伯达的谬论和诡辩相混淆。

我们双方均认同，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议题，我们仍需持续深入探究，坚信其研究尚无定论，远未触及终结。

期望同志们能与我们一起秉持此态度，携手并进，努力争取更为辉煌的胜利，切勿陷入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信徒，实则对马克思思想一知半解之人的误导。

陈伯达

【附录】

我的检讨

叶群

主席：

在二中全会期间，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不仅扰乱了主席的决策，也干扰了中央的决策过程及与会同志们的讨论。

尽管我在大组会上已进行了初步的审查，但心中仍感沉重。近期，我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东兴同志检查报告的温馨批示，尤其是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亲眼见到主席，他耐心且亲切地倾听了我的汇报，并给予悉心指导，这让我内心倍感温暖，深受启发与教诲。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屡次让我参与各类会议，全方位地对我进行培养。对此，我深感辜负了主席的栽培与教诲。此次所犯的错误，性质严重，属于路线问题，我对此深感愧疚，对主席、对中央以及与会同志都深感歉意，内心痛苦不已。我已下定决心，从这次错误中汲取深刻教训，终身铭记，并坚决予以改正。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堪称一部纲领性的伟大文献，我对其表示全力的支持。该文献语言精炼，意蕴深远，内涵丰富，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璀璨光芒，学习之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教育意义，使我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我犯错主要涉及几个问题：

（一）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在北戴河期间，我接连接到几通此类电话，来电者当时是出于对主席的深厚感情，向林彪同志表达心声。然而，我并未提醒他们与相关同志进行深入谈心，交流意见，以核实相关情况。

主席曾言：“探究问题，当戒除主观、偏颇与浅尝辄止的态度。”“一切结论皆应在调查分析完毕后得出，而非事前臆测。”未经核实我的情况，便将电话记录朗读给林彪同志听，此行为显然违背了主席的教诲，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此处理事情恐难见成效。

（二）建议林彪不写信是错误的。

林彪同志对毛主席及其思想怀有深厚的热爱之情。在听闻电话内容之后，他情绪激愤，言称将予以强烈回应，并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曾向林彪同志表达，主席现居于南方，正值酷暑，相关信息并非直接听闻，细节亦不够明了。考虑到主席的健康安危至关重要，我认为还是不宜打扰主席为宜。

而且，来自北京的来电中，同志们告知已向东兴同志进行了汇报。鉴于保护主席健康的重要性，他们也建议东兴同志在适宜的时机再次向主席汇报。大家都在如此关心主席的安全，我们更应提高警惕。因此，我提议林彪同志多加留意，暂时不宜写信。对此，林彪同志也表示了同意。

我提议暂缓写信，尽管此举源自我对主席的深厚敬爱，却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可能打扰到主席。此外，我对林彪同志在身体欠佳时易感急躁的个性认识也显得不够充分。

现在看来，建议不写信是错误的。主席讲过：“矛盾，宜于揭露。唯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掩盖矛盾，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我因未提及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分析这一问题，而只是一味地以浅显之见劝导林彪同志息怒，调和纷争，企图平息事端，却反倒是适得其反。若他当时能够及时给主席写信，为主席提供充足的思考时间，并与有关同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或许就不会给主席和中央带来如此重大的干扰。

（三）于八月二十四日晚，本人有幸在中南组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尽管当时已明确指出在宪法中强调主席领袖地位之重要性，以及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主席著作之必要性，亦提及了关于天才的议题。起初并未打算发言，然而，随着其他同志纷纷发言，加之听闻会议即将转向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议题，内心的冲动难以抑制，最终我也忍不住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鉴于事实尚未得到充分核实，误以为主席思想的推行遭遇了障碍，发言时情绪激动。往昔军队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曾遭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压和干扰，因此，当听闻此类情况时，便容易产生敏感和激动的情绪。

尽管我内心的动机源于对主席及其思想的深切热爱，然而，结果却并不理想。正如主席曾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身为“动机与效果统一论”的拥护者，“社会实践及其成效，乃是我们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准绳。”然而，由于对情况的不甚了解，加之情绪易于波动，我在发言时显得不够冷静，这无疑对会议产生了不良影响。

那天与会之际，恰逢办事组的同仁寄来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集。起初，我以为这是办事组同仁连同其工作人员的精心安排，毕竟我亦是办事组成员之一，因此他们特意寄来一份以示关怀。在发言过程中，为了简便起见，我仅部分引用了其中的几句（因发现语录引用并不完整，故未全然采用）。随后，根据我个人的回忆，我又补充了几句列宁等人的经典教导。

起初，我并不知晓该材料出自陈伯达之手，直至授课结束后，方从办事组的同志那里得知，那竟是陈伯达彻夜赶制而成。尽管我未曾参与编写那份语录——当时我正与总参的两位干部共同完成总理交托的研究并起草战备报告——却因缺乏警觉，未经仔细分析便部分引用了它。结果，我间接地成了陈伯达这位反革命假理论家的牺牲品，落入他的陷阱。

（四）鉴于与会者普遍缺乏丰富的政治生活阅历，在会议进程中，不时的插话往往未能完全符合政治化的要求。

在一场政治局会议中，有人指出林彪同志遗漏了两页重要提纲，此疏忽给会议带来了不良影响。今后，无论是在会议还是家庭生活中，我们都必须保持极端的谨慎。务必时刻保持政治敏感，坚决克服言辞急躁、多言的弊端。我们要力求言简意赅、言行谨慎、态度冷静，并始终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

关于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由于主席在会议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对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的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在一些问题上是抵制了的。例如：

他针对提议建造五十万吨级的大型轮船、频繁推诿责任不履行工作职责、三十八军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九大”报告稿中包含伯恩斯坦观点的指责等议题，均表达了强烈的反对立场。

在杨成武问题揭露的前两天，他急于探听消息，试图套取我的话语，而我并未透露实情，那时我只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做了汇报。然而，由于自身的路线觉悟和政治水平不高，对陈伯达反动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刻，警惕性也不足，因此过去对他的斗争力度并不够强。

此次在庐山与陈伯达先生交往并不频繁，仅在上山后的第二天拜访了他一次。那日，中午时分，我先前往探望了江青同志，随后又去拜访了邓大姐。遗憾的是，由于她外出未能见面，我得以见到了总理，紧接着又去探望了曹大姐。康老亦在场。我们自外地而来，与大家已久未谋面。

随后接到电话，得知陈伯达先生欲拜访林彪同志。彼时，林彪同志刚刚用过晚餐，正值汗出未干，不便接待来客，便让我先行探望，并诚恳地劝说他不必前来。

此次与他相见，纯属礼节性的拜访。他提及常委刚刚结束会议，总理将向政治局通报会议的具体日程安排，随后话题转向了如何书写毛笔字。我随即告辞。

这次全会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造谣诡辩，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妄图分裂党，破坏党的罪行，揭出来，对我教育很大。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阴谋家，狡猾狠毒的阶级敌人，他反党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欺骗和陷害了不少同志。

事实证明，他三十年来一贯反党、反主席、反主席思想，他跟刘少奇跟得很紧，实际上他是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坏人。

最新披露的资料显示，陈伯达或许涉嫌叛徒、内奸及通敌卖国等罪行。此次将他绳之以法，无疑是党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对主席思想的一次深刻胜利。

在庐山会议期间，针对陈伯达所存在的问题，我曾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予以揭露和批判。此外，在中南组会议上，我也对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现就此事补充以下几点：

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同志在大会结束后返家，陈伯达未事先通过电话告知，便擅自乘坐车辆紧随林彪同志的车队进入院内，进而踏入会客室拜访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连续数小时的大会令他疲惫不堪，请求陈伯达离去，我们也纷纷劝其离开，最终将他劝退。回顾此事，显而易见，陈伯达此次擅自来访，实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意图趁机图谋不轨。

其次，近期在会议中听闻，他在文革前曾与陆定一、周扬、童大林等旧中宣部成员有所交往。值得注意的是，童大林在1966年1月前就已掌握严慰冰向我全家所写匿名信的详尽内容。此外，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在运动初期明确拒绝参与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同样令人疑惑。我因此怀疑陈伯达是否与匿名信事件存在关联。进一步地，我认为他可能是刘邓及旧中宣部“阎王殿”反动罪行的共谋者。

因我未能深刻学习和正确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未能有效改造我的世界观，对政治路线的觉悟亦显不足，因此，在此次全会上，我犯下了错误。教训之深刻，堪称终身难忘。可以说，这次的经历虽然不幸，却也成为了一次宝贵的教训，为我注入了一剂预防针，否则，未来我或许会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

未来，我必将全力以赴地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毛主席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同时，我会遵循主席的教诲，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紧密结合实际，改造我的世界观，不断深化我的政治觉悟，紧紧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我将增强组织纪律性，在处理事务时，注重请示汇报，确保情况反映的准确性，注重政治敏感，防止出现偏差。我会切实维护全局利益，全力以赴地捍卫党的团结与统一。学会倾听不同意见，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时，不轻率发表言论，遇到问题则积极交流看法，避免随意传达。同时，我要时刻警惕坏人利用漏洞，防止被他人利用作为攻击的工具。

主席曾言：“若犯过失，务必及时修正，修正愈快、愈彻底，则愈佳。”我定当铭记主席的教诲，保持谦逊，行事谨慎，戒除骄傲与急躁，不断自我完善与精进工作。我将始终坚守主席的革命道路，坚定地跟随主席，直至革命胜利的最终时刻。

请指示以上认识是否准确。

敬礼

叶群

197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