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王林、张寒晖（王端阳）
随着《松花江上》那悲壮旋律的奏响，东北流亡者的血泪与抗争在时光长河中流淌。这首由张寒晖谱写的抗日战歌，曾在西安事变前夕的东城门楼上悄然传唱，最终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火焰。而那位戴着粗框眼镜的中学教师，以生命之躯诠释了艺术如何化身为战斗的利器。
谈及张寒晖，或许鲜为人知，但一经听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每一位华夏儿女无不感到其旋律的熟悉与亲切。张寒晖正是这首动人心弦之作的创作者。
我父王林曾与张寒晖交往。
1936年8月，我的父亲受黄敬——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之命，前往西安，加入张学良所辖卫队二营的学兵队，从事秘密工作。此学兵队乃张学良为革新其东北军而采纳中共代表之建言，以招募自东北流亡至关内的青年为名而设立。其中汇聚了众多曾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均成长为中共的重要干部，例如谷牧、郭峰等人。
彼时，学兵队于东城门楼上安营扎寨，他们通过举办报告会、制作壁报、吟唱救亡之歌等方式，积极宣扬抗日理念。城墙之下，国民党宪兵第一团的特务别动队正严密监视着他们的动向。而这一切，恰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愈发紧张。
在那金秋的十一月下旬，孙志远——他不仅是东北军的地下工作者，日后更担任了三机部的重要职务——于东城门楼之上与我父亲相遇。他微笑着说：“有一位同志谱写了一首动听的歌曲，让我为你吟唱一番。”言罢，他便悠然开嗓，歌声回荡。
我父亲与孙志远同窗于中学时代，后来又因组织上的联系而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两人关系密切。闲暇之余，孙志远总爱炫耀他的歌声，提及在苏联远东地区参加游击训练班时，一位苏联声乐专家听闻其演唱，对其嗓音赞赏有加，并提出收其为徒的提议。然而，孙志远表示自己尚有回国投身革命之志，遂婉拒了那位专家的盛情。尽管如此，每当有机会，孙志远便会欣然展示他的歌喉。而今日，他所唱的便是那首《松花江上》。
父亲听闻此曲，深受触动，连连称赞其美妙。孙志远解释称，这首歌乃一位名叫张寒晖的中学教师所创作，随即他递上一张便条，邀请父亲前往西安第二中学与他相见。
那日，家父请假外出，寻访至张寒晖处。张寒晖给家父留下的印象是：面容清瘦修长，身材矮小。他那布满道道皱纹的脸庞，近视昏花的双眼，还戴着副颇为粗犷的眼镜。他身着一件破旧的粗布长衫，宛若落魄的秀才。然而，即便在饱经沧桑、风霜雨雪的岁月里，他那饱含温厚的微笑始终如一，散发着平凡而动人的光芒。
张寒晖听闻我父亲的目的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他坦诚地表示，这首歌曲尚处于初创阶段，尚未完善，因此愿意在教授唱法的同时不断完善歌词。他哼唱着，以简谱的形式将歌词呈现在纸上，交到了我父亲手中。
父亲将曲谱携回东城门楼，然他对此简谱不甚精通，遂将其交付于第一连的徐瑞林（日后荣任河北省副省长），由他于学兵队中负责教授演唱。
学兵队成员，一群被戏称为“爱国志士与流浪之子”，正处于抗日援绥的关键时期，正值血气方刚之年。起初，他们对于《松花江上》这首歌曲的悲怆旋律尚感不喜，不愿吟唱。然而，这首歌曲很快便在东北军中传唱开来。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我的父亲曾将这首歌曲寄送给了黄敬先生，而他则将之转交给了北平学联的歌咏队。一经北平学生的传唱，这首歌迅速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流传开来。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得以证实，1937年成立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便曾将这首歌曲搬上舞台。
起初，北平歌咏队发行的歌谱上并未标注作者的名字。我父亲在将此曲寄予黄敬时，出于对张寒晖个人安全的顾虑，未敢透露其真实姓名，唯恐此举会招致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这一举措客观上导致《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虽广为传唱，然而张寒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你深受形式主义之害，这是极不可取的！”初次交往便如此坦率，这让我的父亲深感遇见了一位真正的知音。
女主角在击毙了特务之后，与那位青年军人并肩，投入到了西安事变的波澜之中。
此刻，东北军抗日学生军政治部创立了以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命名的“一二·一二”剧团，张寒晖出任团长之职。该团成立伊始，便在1937年新春之际献演了《火山口上》。该剧本的后半部分，系紧随西安事变发生之际赶制而成，因此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年。
……以双十二事变为创作灵感，王林撰写了一部独幕剧《火山口上》。该剧在易俗社的新年演出中尤为引人入胜，剧情高潮时，观众们的怒吼声震耳欲聋，以至于提示者的声音在声浪中几乎被淹没。更有甚者，观众们纷纷起身高呼……演出第一天，就有消息传至前线，随后，众多军官纷纷请假，专程前来观看这场戏。
需明确指出的是，“一二一二”剧团并非专业剧团，其演出活动亦属业余性质，参与人员稀少，工作秩序亦略显混乱。在演出进行之际，我父亲既是演员，又需担当提示者的角色。记得有一次，临近开场，突然有人通报一位美国女士前来参观。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我父亲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正当他踌躇之际，一位中年外国女士带着微笑走到了我父亲面前。
她首先自我介绍，名叫史沫特莱，身份是一位记者。接着，她用几句令在座的中国观众感到陌生的中文表达了自己。我父亲亦以几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英语回应。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达成了沟通。原来，她是为了了解观众的反应才特地前来的。于是，我们便让她留在了后台。
她细心地站在后台，密切留意着台下的观众对剧情的反应。剧情的深情触动了一批观众，而观众们的热烈情绪和激愤情感亦深深打动了她。她那兴奋且赞叹的表情，又进一步感染了台上的演员。于是，台上与台下、台前与台后，形成了一个充满情感的互动漩涡，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效应。
观毕演出，史沫特莱立志将该剧目翻译成英文，旨在向全球播送。然而，彼时东北军的相关负责人却对此持有顾虑，他们担心此剧的播出会过分揭露蒋介石的罪行，进而危及已被其软禁的张学良的安全，因此未予批准。
不久，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事件，蒋介石趁机将东北军从西安调离。与此同时，“一二·一二”剧团也接到了前往彬州（今彬县）集结的指令。我父亲与张寒晖因需整理剧团物资，离城较晚。当父亲行至咸阳城北时，不幸被国民党李默庵部拘捕，并被拘禁一宿。而这，正是农历1936年的除夕之夜。大年初一，父亲获释，在途经市场时，目睹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满脸愁容地在四处询问有关父亲的消息。定睛一看，竟是张寒晖。
事实上，张寒晖的身体状况一直堪忧。自幼营养不良，导致其发育受阻，成长过程中四处漂泊，饱经磨难，这些都加速了他的衰老，使得他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便显得苍老如“老妪”。此外，他在戏剧表演中屡次扮演母亲角色，平日里对同仁更是和蔼可亲，因此，年轻一代纷纷亲切地称呼他为“妈妈”。
父亲与张寒晖重逢，仿佛是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便急切地决定离开西安。
沿着通往彬州的途程，突降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大地。自西安至彬州，路途长达四五百里，沿途散落着满目凄凉的士兵与青年。在这阴沉寒冷的夜晚，荒凉辽阔的西北高原之上，不时回荡着断断续续的歌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为他们的征途增添了些许悲壮与凄凉之色。
抵达彬州，一群狂热的“爱国青年”与悲愤的东北壮丁军人，面对时局突变，张学良被囚禁与审讯，束手无策，唯有唉声叹气。在一次会议中，一名带有东北口音的青年军人突然起身，面容涨得通红，走向会场前方，说道：“我心头烦闷至极，刚刚学会了一首歌，现在就为大家唱一曲。”言罢，他开始唱起《松花江上》。然而，他并不擅长歌唱，一曲调子也未能准确掌握，词句间更是急切地喊叫般地未能完整吟诵，便忍不住放声大哭。此情此景，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全场哭声一片，会议亦随之中断。
接着东北军又奉命开往蚌埠，“一二—一二”剧团也跟着转移。命令上指定在火车站等车，然而没有具体的时刻，一等等了两天。不敢离开。第二天下午又下起小雨。阳历四月初，一早一晚还相当冷，特别是赶上阴天和西北风。站台上到处都是眷属——从东北逃亡出来的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流转的经验和穷苦，转移时什么都带着：风箱、炉子、盆子、罐子、鸡、鸭、犬、羊、破席片……站台没有敞棚，西北风一吹，小雨一下，小孩哭，鸭子叫，老者呻吟……半夜里我父亲被冻醒了，小雨还没有停，他看见张寒晖冷得直咳嗽。这时除了老人叹息和妇女哄孩子的声音外，远处突然传来被西北风吹得破碎了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此景此情，使我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抑制不住流了出来。
抵达蚌埠，便如同步入早已布下的陷阱。在宪兵与特务的严密监控下，学兵队被迫解散。“一二·一二”剧团虽屡遭挫折，但仍委曲求全地迁往苏北淮阴，日复一日地在半饥半饱中等待，最终等待到的依然是解散的命令。
我的父亲源自河北，因距离不远，那点微薄的遣散金刚好能支付回家的路费。然而，那些东北的军官们呢？想回家却无路可归；想要找工作，政府却不接纳，家中有老小，加之不少人的父母也跟着，生活日渐艰难，眼看就要断粮，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料这一哼却引得同乡们泪如雨下，甚至有人整日以泪洗面，饭都吃不下。因此，这首歌成了禁忌，时不时还能听到愤怒的斥责：“别再唱了！让人怎么活？”
我的父亲与张寒晖同住淮河北岸的一处简陋客栈，忍受着半饥半饱的煎熬，悲愤地期盼着国家局势的转机。张寒晖随之用指尖敲击桌面，重新编创了一首新歌。
快快地走，
不要往后溜，
握紧我们的拳头，
对准汉奸走狗，
一个也不留。
他们是民族的败类。
卖国群丑。
我们与他们斗争至终。
正是在淮河畔的那家小客栈，我父亲与张寒晖作出了最终的别离。张寒晖声称他将前往上海，而我父亲则踏上了返回冀中故乡的路途。
自七七事变爆发，我父亲毅然决然地留驻冀中，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并荣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首任社长。他将《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作为插曲进行巡回演出，冀中各地皆留下了其激昂的回响，并获得了司令员吕正操的高度赞誉。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位首度推广《松花江上》的孙志远，也在此时抵达冀中，担任了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那位对于歌曲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作用的黄敬，则正担任着冀中区党委书记的重任。
在抗战初期的岁月里，我的父亲听闻莫斯科广播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心中不禁激动万分。他误以为张寒晖仍滞留于西安，于是每逢遇见熟人，便不遗余力地打探他的行踪，意图邀请他一同前往冀中。黄敬与孙志远亦对他抱有同样的期待，然而始终未能获得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1946年春节之际，我父亲于报纸上不经意间瞥见了张寒晖在延安欢庆春节文艺活动的报道。彼时，他身处千里之外的河间，兴奋之情油然而生，遂向张寒晖接连寄去了数封书信。然而，不久之后，他在《晋察冀日报》上惊悉了张寒晖不幸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绝的我父亲挥笔撰写了一篇名为《忆人民的音乐家——张寒晖》的悼念文章，并于7月16日的《北方文化》上发表，为我们保存了那段宝贵历史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