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邓颖超在北戴河休假期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来自山西的老红军：“邓大姐，我是石澹峰。我本不欲在此刻打扰您，但形势紧急，我不知如何是好。”邓颖超听闻是旧识，便安慰道：“请别慌张，详细说一说发生了什么？”
石澹峰说：“我的儿子参军已有数年，遗憾的是，由于他父亲的身份，他至今未能加入党组织。恳请您协助，为我丈夫核实并确认其身份……”
邓颖超沉默良久，终言。“非是我无意伸出援手，唯有毛主席方可成事。至于其中的缘由，普通人是难以透彻理解的。”
这位昔日的老红军配偶究竟是谁？他的真实身份为何始终未能核实？毛主席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假婿”变“真夫”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岁月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带领苏区的人民和军队，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成功建立了以瑞金为焦点的中央苏区，并缔造了我国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随着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瑞金却留存下了诸多珍贵的时代印记，这些便是革命历史的见证——革命旧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中央苏区的六大建筑。这些建筑曾是苏区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它们已成为瑞金一道既美丽又庄重神圣的风景，为世人带来深刻的启迪与触动。
这座历史的丰碑，系我党与苏区军民共同铸就。然而，瑞金的六大建筑群，其背后却与一位人物紧密相连。他正是六大建筑项目的工程负责人之一，赵宝成。即文章开头老红军的配偶。
理应而言，赵宝成对党的贡献极其显著，按此逻辑，他的身份认证理应顺畅，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切的谜团，都源自于赵宝成其人……
赵宝成，本名赵成壁，1902年诞生于山西省五寨县的一个平凡家庭。其父赵世禄，乃清末秀才。自幼随父于太原求学，赵宝成原本期望借此充实自己，以报效祖国。然而，彼时正值军阀割据、内忧外患之际，他亲眼见证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少年赵宝成心中愤懑难平，暗下决心，誓要努力学习，以期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3年，赵宝成凭借不懈奋斗，成功跻身北平京都大学之列。在求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众多进步读物，诸如《工人周刊》、《劳动者》等。同时，他还倾听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报告与演讲。随着时间的推移，赵宝成以革命理论为武器，武装了自己的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1924年，赵宝成经高君宇的引荐步入共产主义行列，成为了那些早期共产党员中为数不多的成员之一。在求学时光里，他每逢假期返乡之际，便与李在唐等一群进步青年携手，创立了“夜光学社”。此社旨在组织热衷爱国的青年们阅读进步的书籍与刊物，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热情，于封闭的五寨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寒冬之际，赵宝成圆满完成大学学业后，接到了党组织的派遣，返回山西从事秘密工作。在太原党组织的悉心指导下，他频繁穿梭于工厂、学校等地，积极开展革命宣传，以此不断扩充组织，壮大队伍的力量。正是在那段时光里，赵宝成结识了那位与他共度余生、相濡以沫的伴侣——石澹峰。
石澹峰和赵宝成
石澹峰是在同窗的引荐下，踏入了一个名为“群新学会”的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行列。在那次会员的集会上，赵宝成出众的容颜与激昂的演讲深深吸引了石澹峰的视线，然而她尚未察觉，彼时的赵宝成已然成为了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要领导之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亦在山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针对共产党员与革命志士。为躲避阎锡山的残酷追杀，党组织指派阎林民、石澹峰等同志实施转移，并秘密藏匿于临汾女子师范学校之中。
在一次探讨面对“白色恐怖”时战友安全的会议上，石澹峰提及了赵宝成同志的状况，他问道：“赵宝成同志现在的情况如何？”阎林民轻笑道：“怎么突然这么关心他呢？你们俩见面也不多吧？”
石澹峰略显尴尬地回应道：“哪里哪里，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毕竟大家都是战友，关心战友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阎林民赞同地点头，半开玩笑地说：“那当然，咱们都是战友，不过你特意提起赵宝成，这难道不是你心中对他有所挂念的表现吗？我这么说，你同意吗？”
石澹峰心事被言中，顿时面露赧色，羞愧地垂下了头，沉默不语。阎林民察觉到这一变化，便收起了玩笑，严肃地说：
“请安心，赵宝成同志经验丰富，深谙隐匿之道。目前，暂无任何消息传来，这正是最理想的状况。若不然，国民党必定会在报纸上宣扬已抓获某人的消息。请放心，他定然安好，甚至可能不久便会前来与你相聚。”
年终之际，临汾女子师范学校放假，石澹峰也踏上了归乡的旅途。夜幕低垂，她在家中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忽然一位邻居跑来告知：“城中的旅舍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称是石家的准女婿，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石父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咱们哪里有女婿呢！”一旁的石澹峰心中一惊，心想：难道是……他急忙扯了扯母亲的衣角。石母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立刻对丈夫喝道：“愣在那儿做什么，还不快去把人接回来！”
石父携那陌生来客步入家门，石澹峰的心中疑云消散，终于确认了那人的身份——正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赵宝成。虽彼时赵宝成尘土满身，可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眸，仍旧让石澹峰为之倾倒。
经多方打听，石澹峰方始得知，赵宝成竟系自太原潜逃而来。
那时，我与省委代理书记王世益正策划于太原新华舞台一举歼灭阎锡山与杨笑天，岂料执行任务的敢死队员所携带的炸弹不期然在剧院门前爆发，爆炸巨响引得阎锡山等人的警觉，我们的计划就此破灭。紧随其后，研习生下令加强搜索。令人费解的是，敌方的情报似乎源自神秘渠道，指责我与此爆炸案有关，随即派人追捕我。幸而，我得以提前得到风声，方才成功逃离太原。
石澹峰急速递上一杯清水，赵宝成啜饮了一口，继而言道：“我风尘仆仆，跋涉数百里，才抵达翼城。谁料刚在旅舍安顿，便遭遇了军警的盘查。我……我无奈之下只得声称是贵府的女婿，此行是为了探望未婚妻，这才使得他们放过我。”
石澹峰闻言，脸色顿时涨得通红，却并未开口对赵宝成成为自家“女婿”一事予以否认。
赵宝成在石澹峰的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在这段共度的时光里，两人畅谈各自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并分享了对当下时局的独到见解。在逐渐的相识相知中，赵宝成对石澹峰的感情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他们正式步入了恋爱的殿堂。
正月初六，革命事业尚未圆满，当前局势亦颇为紧张。赵宝成遂与石澹峰及石父石母告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开封的征途。1928年1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赵宝成抵达上海，开始了新的工作。
自石澹峰与赵宝成分道扬镳，她便遵照党组织指示，重返临汾，并在临汾女子师范学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鉴于石澹峰的活动过于频繁，引起了地方国民党势力的注意，他们随即派遣特务进行暗中监视。党组织获此情报后，迅速作出决策，指示石澹峰转移，以确保其个人安全。
石澹峰历经曲折，终于抵达了上海，并在次年得以与自己的恋人赵宝成重逢。不久，在党组织的正式批准之下，他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在上海投身于党中央机关那秘密而紧张的交通联络工作之中。
六大建筑负责人
1933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议在瑞金地区动工建设六大建筑。赵宝成同志担任总务厅的领导，负责全面统筹工程建设事宜。
博古
“赵宝成同志，就其他建筑而言，我并无异议。然而，关于中央政府大礼堂的建设，我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此项目实无必要。恳请您再三思量，慎重决策。”即让赵宝成停建大礼堂。
然而，赵宝成并未领会博古的意图，反而显露出一副坚定执行中央政府决议的姿态。面对赵宝成的不从，博古心中虽感不悦，却未在表情上有所流露，仅是郁郁地转身离去。
同年七月下旬，大礼堂的施工正式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总务厅精心组建了一个由徐毅担任主任、左祥云担任副主任的工程所，并配备了20余名干部，专责监督六大工程的建设工作。
毛主席对大礼堂的建设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听闻工地正式动工的消息后，便亲自带领张闻天等一行人莅临现场进行视察。赵宝成急忙上前，热情地迎接毛主席，并伴随着他的步伐，一边行走一边详尽地汇报了工程的相关情况。
赵宝成向毛主席介绍。
“大礼堂的建筑风格，由亚光同志精心设计，巧妙地融合了西方建筑元素，并兼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外观宛如一顶平铺于地的红军八角帽，帽檐便是其礼帽的前端。主体建筑为八角楼，共分三层，左侧朝向为正门，设有三道宏伟的大门……此外，礼堂四周还巧妙地分布着14道大门，为众人出入提供了便利。”
此设计之宗旨，旨在确保人们出入便捷，尤其在紧急时刻，能迅速疏散，避免引发群众恐慌。此外，设置十四道门，亦能显著提升礼堂的通风与采光效果。
毛泽东主席听闻后，不住地点头称赞：“这一设计堪称上乘，既蕴含战争意识，又体现了群众立场，实在出色！”稍作停顿后，他又关切地询问：“不知这项工程何时可以完工？在实施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
赵宝成信心满怀地表示：“若是促使工人们加班加点，我们必能提前完成全苏‘二大’前的建设任务！请您放心，主席。”毛主席轻轻颔首，关切地说道：“工人们的辛劳我们都看在眼里，走吧，我们去慰问他们。”话音刚落，毛主席便毅然迈开步子，朝木工棚的方向前行。
“谢谢各位，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辛苦了。”工人们未曾料到国家领导人竟如此平易近人，纷纷回应：“不辛苦，我们一点也不辛苦！”
经过一番谈笑风生，毛主席再次对赵宝成等同志强调：“工人们辛勤劳作，你们务必要切实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出工棚，毛主席凝望那座已巍然矗立的大礼堂，目送着辛勤劳作的工人们，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工人阶级伟大！”
1933年岁末，苏区六大工程皆告完工。翌年1月21日，“全苏二大”于新建成的苏区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与会中央苏区的领导们满怀热情地参观了红军自行修建的建筑物，并对赵宝成同志的辛勤付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不久之后，在一场重要会议上，毛主席亲自点将，任命赵宝成为中央政府总务厅的厅长。众人皆以为赵宝成的仕途将一路坦途，未曾料到，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却将他的命运推向了翻天覆地的转折点。
六大建筑工程相继落成之际，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严正训令，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经深入调查，发现总务厅管理处徐毅处长涉嫌贪污腐败，其与左祥云等一众人员公款吃喝，挥霍无度，金额高达上千元；更为严重的是，工作人员在调查中还揭露了左祥云在六大建筑工程的修建过程中，贪污金额高达246元的事实。
在那个充满挑战的年代，对于我党而言，成百上千的款项实属一笔巨资。对于贪污腐败的行径，我党决不姑息，必将予以严惩。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辩论，徐毅的职务被予以剥夺，并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而左祥云则被判以极刑，执行死刑。
总务厅遭遇如此严重的问题，尽管赵宝成并非直接责任人，但作为总务厅的厅长，他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博古趁机对赵宝成进行报复，这一切只因赵宝成未遵从其“暂停大礼堂建设”的指令。
博古诬指赵宝成涉嫌挪用公款近万元，并庇护徐毅与左祥云的罪行。于是，赵宝成被迫告别瑞金，转至中央兵工厂下辖的修械站担任技师。然而，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六大建筑的建设总共耗费了一万多元银元。因此，指控赵宝成贪污上万元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石毅向毛主席求助，希望他为父亲的身份提供证明，毛主席是如何回应的？
1934年10月初，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那时，中央临时政府政治决策权掌握在博古手中，军事指挥则由李德负责，故而干部的去留必须经博古的批准。无论是离去还是留下，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干部的前途与命运。然而，在实际上，这一决定却往往与博古和李德的个人好恶息息相关：他们偏爱的干部便得以随军长征，而不受青睐的则被留在了后方。
体弱多病的瞿秋白、身负伤痛的陈毅、以及年事已高的何叔衡等人，均被留下了。令人惊讶的是，即便赵宝成夫妇身体康健，亦被博古亲自指定留下。起初，赵宝成听闻此讯，心中难以置信。他渴望寻觅博古、周恩来，但终究还是止步，只因他深知必须恪守组织的规定。
不久之后，赵宝成荣获任命，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一职，而石澹峰则被派遣至红军第五护理团队，担任政治干事的职务。在红军主力启程之前，赵宝成与石澹峰有过唯一的一次接触，彼时双方仅对各自所属的单位有所了解。自此，他们再未有任何联系。
尽管内心感到不适，赵宝成深知自己必须遵从组织的调度，全力以赴履行职责。于是，他主动与也被留任的贺昌交流，虚心听取其宝贵的建议，共同商定在根据地开展有效的游击战。
兴国县，赵宝成所在之地，起初常住人口逾七百，除去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尚有一个装备精良的游击营，旗下配备枪械三百余支。然而，历经数场激战，队伍人数急剧缩减，所余不足两百之众。赵宝成深知队伍的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遂毅然决然地将那些年老体弱、身患疾病或残疾的队员安排送回故乡，而他本人则带领着70余位精锐的战士投身游击战。
赵宝成带领游击队员们不断后撤，直至抵达瑞金的铜钵山。在此地，赵宝成与队员们在白昼筑起防御工事，夜间则轮番守卫于数处险要隘口，以抵御敌人的偷袭。幸得当时气候尚不严寒，山间各类野菜相继生长，他们每日以野菜粥为食，如此艰苦支撑了半个多月。
1935年6月，盘踞于瑞金的国民党赵观澜师派出四个营的部队，对铜钵山展开了严密搜查。敌军一入山，便封锁了所有小径，并在各处险要隘口布下暗哨，严禁村民将食物送上山供给红军。随之，山上的野菜被赵宝成等人尽数挖尽，他们自此再难寻觅到其他粮食……
敌军察觉红军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遂将包围圈进一步收窄，将赵宝成等约五十名红军战士困守于山巅之上。面对敌军步步紧逼，赵宝成别无选择，只得下令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赵宝成，连同其他英勇的战士们，最终英勇地倒在了岩石之上，以身殉国。他在壮志未酬之际，生命戛然而止，年仅33岁的他，便已英勇捐躯。
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澹峰荣任陕西省朝邑县的人民代表，同时肩负朝邑县中学的教学重任。遗憾的是，她早年曾遭受敌人残酷的折磨，导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组织的关怀与批准下，1950年，石澹峰得以返回故乡翼城，静心休养。
归家疗养的石澹峰并未闲暇，一经获悉山西省委计划编纂《山西省党员烈士传略》征集稿件的消息，她便即刻执笔，完成了《赵宝成烈士略传》一文，并及时寄送至省委审阅。遗憾的是，由于赵宝成牺牲的详情未能得到确凿的证实，其烈士身份未能获官方认可，此事亦令石澹峰深感愤慨。
不久，石澹峰与赵宝成的子嗣石毅投身军旅，然而，由于其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石毅的入党申请也因此搁置。得知此事后，石澹峰即刻联络邓颖超的秘书，并通过秘书向邓颖超拨通了电话。紧接着，故事的开端便随之展开。
闻悉电话彼端传来的是一位昔日故交的声音，邓颖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然而，当石澹峰所提的请求传入耳中，她不禁显得有些踌躇不决。
“澹峰啊，若你生活中遭遇困境，我愿意竭尽所能为你排忧解难，甚至可以邀请你前往北戴河静心修养。然而，至于赵宝成同志的身份问题，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需要毛主席亲自下令方可处理，其中的原委，非普通人所能洞察。”
石澹峰虽对邓颖超的话语略感遗憾，却也明白对方实属无奈，于是她温和回应道：“邓大姐，多谢您的关怀，我已明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众所周知，在那时，欲一睹毛主席风采实属不易。于是，石澹峰与儿子石毅商议后，另辟蹊径。幸得有心人终将得偿所愿，1965年，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首先，山西省五寨县民政局告知石毅：“你的三叔赵全壁担任西安市副市长，你不妨与他取得联系，寻求支援。”然而，石毅与这位三叔素未谋面，因此对于主动寻求帮助显得有些尴尬。
其次，江西省民政厅向石毅告知，该省级别最高且资历最深的领导人士系1942年投身革命，因此对于之前发生的事件并不了解。他们建议石毅向那些曾参与长征的老红军们咨询详情。
第三，一位昔日的战友莅临石毅府上拜访，他热情地建议石毅不妨给毛主席写信，寻求他的帮助，以证明其清白。
起初的两种途径皆不可行，石毅在无奈之中，只得采纳第三种途径——向毛主席亲笔写信。
1965年盛夏的七月末，毛主席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的信件。信封一经开启，一张久违的面孔便跃然纸上，映入他的视野。“这不是赵宝成吗？”紧接着，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转发的函件中，留意到了“请毛主席辨认照片上人物”的字样。
阅读石毅所撰书信后，毛主席方始明了，赵宝成的身份长久以来未曾得到确认。随即挥毫疾书：“赵宝成曾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务总务厅的厅长一职，我有幸与他共事。为此，我已请求中组部的相关人员分段出具证明，并将此信息转达给了他的家属。”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组织部迅速启动了调查工作。紧接着，赵宝成的真实身份得以确认。1966年11月2日，内务部向石毅发出了一封函件：“赵宝成同志应被视为失踪人员，并享有革命烈士的相应待遇。”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赵宝成先生的追思会于山西翼城县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