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那天，不过是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战犯管理所的礼堂里却聚集了100多名国民党战犯，正屏气凝神，神色紧张地在等待“宣判”。

他们事先被告知今日中央政府将有重要决定通过广播宣布，而这个决定就是关于第七批释放战犯的人员名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个人呼吸仿佛都变得小心翼翼，广播里终于传来播音员洪亮的声音：“现在播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在此之前，国家并没有过战犯全部特赦的先例，而且目前关押的战犯中尚有部分人员没有达到释放条件。这批战犯是否全部特赦，党中央也非常犹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将战犯释放名单交给毛主席时，还特意提出其中13名国民党战犯不宜特赦，但毛主席却拍板：都放了吧。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坚持？

这13名国民党战犯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毛主席和华国锋

国民党战犯具体是指发动和参与过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原国民党成员，其中大多数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中高层官员，故又被称为“蒋介石集团战犯”。

“全部特赦”的消息一出，台下的战犯们瞬间炸开了锅，激动得无以言表，有些难以置信，还误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毕竟他们已被关押超过20年，皆是年过半百，鬓发斑白的老人。战犯们或团团相拥，或泪流不已，久久难以平复心情，因为上次宣布释放战犯是1965年，距今已过去了10年，没有人知道这一批释放人员名单中有没有自己。

1949年解放战争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结束了在中国28年的腐败统治，除一部分亲信随蒋困守台湾之外，其余国民党政府、军队和军统谍报系统内的战犯皆被扣押，其中某些国军高级将领因为身份特殊，被党中央统一安排在北京的功德林。

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对战犯的管理，始终是个棘手问题。而二战后，按照国际惯例，对臭名昭著的战争发动者、参与者一律都是从严惩处，所以当时的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会依照惯例严厉惩办这批国民党战犯，但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功德林

早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就有优待俘虏的先例，后来又提出一套宽仁的优待措施：“除了一小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依法处理之外，其他人应该加以优待，有愿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都积极欢迎，愿意回家的，也给够路费。”对此毛主席还特意强调：“对于俘虏，只要缴了枪，不但不能杀，还要优待他们，不捆绑，不剥衣，不打骂，严禁实施打击报复。”

正是因为政策足够优待，解放战争中便有规模众多国民党将士投诚，解放军也因此发展壮大，从解放战争初期的100多万兵力发展到500多万。解放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经过重新梳理定义，被俘的国军中高级将领最终被确定为“战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如何处置这批国民党战犯再次被人提起。1954年初，周总理就曾提出先尝试性地释放一部分军衔比较低的战犯，对于其他军衔较高的战犯或许可以采取“特赦”的设想。周总理的这次提议，是建国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对国民党战犯的赦免问题，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因为当时，新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主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动摇经济建设，所以周总理的这个提议并未深虑和施行，但特赦国民党战犯已是板上钉钉，早晚只是时机问题。

自1956年起，中共中央将改造国民党战犯正式提上日程。当时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的战犯情况非常复杂，牵扯到国民党党政军特多个系统战犯，他们除了反动思想难以撼动，根深蒂固之外，个人自负自满，对战败结果不服气，更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国民党首要战犯杜聿明。

杜聿明原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在抗日战场上也是难得的名将悍将，曾经的名门将领，如今进了战犯管理所，饮食起居一落千丈不说，还要接受改造和参加劳动。尽管当时政府已经给予在押战犯最大优待，但往昔辉煌不再，杜聿明不接受这种落差。当时身处战犯管理所的他，骨子里仍对国民政府忠心耿耿，被俘之后亦是非常悲观绝望，不仅不服从管理，参加改造学习也是懒散惰怠，更是处处针对找茬。

杜聿明

战犯所管理人员待他并未严惩和苛责，反而是处处优待。杜聿明年轻时忙于征战，身上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严重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病发时的疼痛常常折磨得身体，管理人员不仅没有忽视，反而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更多次申请医务人员来给他诊治。

经过检查后，医生发现杜聿明身上最严重的不是什么内脏疾病，反而是后背的脊柱炎，这也是他常年睡眠难安，辗转反侧的原因。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给他治病，毫不吝惜地投入人力财力，更专门为他定制了一副专属的石膏板，便于他晚上安眠。最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中，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杜聿明的疾病基本痊愈，身体也日渐好转。

以真心换真心，中央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感化了杜聿明，他逐渐被打动，放弃了反动思想，意识到只有共产党和解放军才是真正为民所忧，为民所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更是积极配合改造。

杜聿明

于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毛主席认为特赦时机已然成熟，故从政治思想改造较好的战犯中挑选出一批人特赦，使他们回归正常生活，最好释放后能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这次被特赦的战犯除了杜聿明外，还有王耀武、宋希濂、末代皇帝溥仪等共计33名。

第一批战犯被释放后，中共中央还妥帖地安排了他们的去处，其中毛主席发布重要指示，对待特赦的战犯要像对待自己的干部一样，安排有能力的人积极投入工作，年老的养老，有病的治病。

杜聿明特赦释放后，在北京第一时间和妻子团聚。周总理又特意安排这批战犯同家属一起四处参观新中国的种种建设。后来，杜聿明对中共中央表示深深地感激和敬佩，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来回奔走，始终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一批战犯释放后，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模范典型的作用，国内外各阶层人士都对此表示支持和赞扬。当时蒋介石占据台湾，对大陆虎视眈眈，为了扭转双方剑拔弩张的胶着气氛，中共中央决定继续特赦战犯。

自1959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前后总共释放出六批近300名国民党在押战犯，几乎是每年都要特赦一次，而这些特赦战犯在回归正常生活后，都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建设当中，没有任何反动异常，甚至有些人还参与政协工作，为祖国发展繁荣献计献策，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改造和特赦政策取得极大的进展。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特赦战犯的工作被搁置，遗留在管理所里的战犯在这段时间里有的老死，有的病亡，1971年周总理由拍板决定特赦工作继续进行。但最后一批释放战犯工作千难万难，前前后后就花费四年时间，各种材料加起来足有千斤重，销毁材料更是不计其数。

毛主席和周总理晚年，都对这最后一批在押战犯一直非常上心。临近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考察时，提起这批还没特赦的战犯，说道：“他们放下武器已经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都放了吧，可以来去自由！”随后就将一个长长的特赦名单交给了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

凡是毛主席提及的战犯，华国锋都派人去调查了，之后又在北京、抚顺、西安等地进行全面清查，最后历经万难反复磋商，最后公安部才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交到了毛主席手中。华国锋在报告中重点提出，在押的战犯中有13名身份敏感，不宜特赦，这其中就包括原国民党军统高官周养浩，周养浩温文尔雅却心狠手辣，工于心计，消极抵制改造不说，其在战犯所的恶劣行径，更一度被认为是反动立场顽固。

谁知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却让华国锋把人都放了，让这批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到社会上进行改造，到同年2月27日，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不仅将这批战犯全部特赦，释放时还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又每人多加了100块钱补贴。

毛主席的这次“大手笔”，让大家见识到了何谓“伟人气魄”，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3月17日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华国锋就此事特此做了说明，至此中共中央在押所有类型战犯全部释放完毕。

毛主席就特赦战犯作出指示，战犯释放后即为普通公民，除了享有公民选举权，还能享受公费医疗，对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战犯统一由国家赡养。对于有意向前往台湾的战犯，不仅不加阻拦，甚至还出路费，中共中央的优待政策可谓面面俱到，无微不至。

时至1975年，中日已经恢复正常邦交，中美关系也恢复对话，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随着蒋介石的逝世，台湾局势也是峰回路转，“反共”口号黯然失色，此时释放最后一批战犯，也为打开两岸关系僵局提供一个顺理成章的契机。

同年3月19日，当所有战犯听到被释放的消息时，他们已经被整整关押了25年，其中有些人曾误以为自己会被关一辈子，却没想到还能活着走出去，还能享受到这么优厚的待遇，内心激动不已。

3月23日，来自北京、抚顺、西安等地战犯管理所的293名新中国的“普通公民”齐聚北京饭店，旧时老友，彼时阶囚，全都穿着新式蓝色军便服，脸上是久久洋溢的笑容，今时相拥，甚至前几批释放的杜聿明、李先洲等人也专程赶来，新朋旧友相聚一堂，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会上，特赦代表发言道，他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殊不知自己罪恶滔天，把中国拖入了绝境。如今获得了特赦，他们发誓，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毕生为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发言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大家泪水盈眶，双眼模糊，带着回首过去的种种感慨悔恨，也带着对中共中央说不尽的感恩感谢。

古今内外，成王败寇皆是定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正是因为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伟大胸襟和宽仁优待，这些被俘虏的国民党战犯才能免于悲惨结局，重新拥有新的人生际遇，这各种种种实在让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