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中军统六哥、鬼子六郑耀先的历史原型是谁不重要，韩冰是不是真影子也是个谜团——如果韩冰真是戴笠的铁杆追随者、吃了秤砣的深潜特务，那么她一定会选择与郑耀先同归于尽。

郑耀先抓了三十多年影子，韩冰找了三十多年风筝，两人最后互揭身份，最后居然惺惺相惜，那实际是绝不可能的，说他们之间有“患难之情”，估计韩冰是不会相信的，她服毒前说得很明白：“干我们这一行，什么都是假的。”

只要是在军统当过高级特务，就会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都是过眼云烟：沈醉说他与粟艳萍“情深义重”，最后还不是落得个“爱妻别抱”？郑耀先和韩冰都有坚定的信念，而且也都是“吃过见过”的人，又怎么会把“露水夫妻”看得比使命还重要？韩冰论长相就是个“一般人”，又怎能跟“剃刀”林桃相比？

郑耀先和韩冰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读者诸君怎么怀疑都有道理，在笔者看来，最可疑的还是那个曾经的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袁农。

看过沈醉、徐远举回忆文章的人，肯定都认为袁农是叛徒、特务，因为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殆尽，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还有一部分受不住严刑拷打而当了叛徒。

徐远举在《自供状·<挺进报>被破坏内幕》中写道：“1948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据徐远举供述，他派了一个叫李克昌的“红旗特务”打入地下党内部，先抓捕了任达哉，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轮番使用，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达哉不堪忍受而叛变。

任达哉叛变的连锁反应，就是重庆市委书记（徐远举说是副书记，但沈醉说是书记，史料记载也是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沈醉回忆：“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地下党党员来。十来天时间，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更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刘国定是市委书记，也是工委书记，袁农在《风筝》中的职务，跟刘国定大致相当，被捕时间也差不多。

史料中的重庆地下党一二把手都被捕叛变了，袁农能调动山城周边游击队，说明他的地位绝对不低，而且他能跟延安直接联系，那就说明他在重庆地下党中没有上级。

要是用史料来衡量，袁农确为叛徒无疑，即使仅以电视剧为依据，我们也不难发现他身上的三个重大疑点，其中最重要的疑点，就是他怎么逃出渣滓洞的？

渣滓洞确实逃出了几个被捕人员，但都不是地下党重要领导，像袁农那个级别的，早就被徐远举下令杀害了。

徐远举在被抓后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还跟沈醉达成共识：“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是死罪，杀一百个也一样，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还舒服些。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倒出来。”

如果每人“帮忙”，袁农不可能毫发无伤地逃出渣滓洞，他跟韩冰讲述自己“光荣历史”的时候，在讲到脱身经过时漏洞百出，睿智的读者诸君可能早就发现了其中的虚假，就不用笔者复述了。

袁农逃出渣滓洞，重新回到队伍中来，按照组织纪律，他应该调到地方任职，绝不可能再从事公安和情报工作，但是他偏偏又进了山城公安局，而且还成了高级领导之一，地位也就比局长陈国华和“假风筝”江万朝稍低一点而已。

当年老蒋败走海岛，留下了大量潜伏特务，有些还混入了要害部门，比如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就是在投诚后又包庇并送走了很多特务，他的家几乎已经成了潜回特务的联络点。

如果袁农真是一个遵守纪律的“老情工”，就应该主动避险申请调到其他部门，即使他主动申请进入公安局，一般程序也通不过。

袁农通过“非正常”程序进入公安局，肯定也是有人“帮助”，至于是谁帮助了他，咱们就没有必要深究了。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责任人，我们更愿意相信就是“假影子”江万朝——袁农和江万朝的关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是在袁农“探望”江万朝，并念了几句诗后，江万朝主动招供并服毒自尽了。

江万朝哪里来的毒药，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他是在医院“暴露”并被正式逮捕的，衣服帽子不知道被检查多少遍了——别说是“影子”的重大嫌疑人，就是一般人被逮捕，也是要从头搜到脚，连鞋底和袜子都不会被疏漏的。

江万朝被指认的时候，袁农跳着脚辩解，韩冰被审查的时候，袁农与他结婚，这可不像一个“原则性极强”的老地下工作者应有的态度，而最让人费解的，就是第三个疑点：他为什么喝醉了酒、提着装有大三线建设绝密文件皮包去单独约见“特嫌”韩冰？

一个刀尖上走过来的人，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睛，更不会提着绝密文件喝得烂醉如泥——笔者一直很奇怪，那么重要的文件，他看完不得归档吗？怎么还能提着到处乱走？

有些不该犯的错误犯了，尤其是像袁农那样级别的地下工作者、公安局副局级干部，他那一系列“错误”，除了“有意为之”，您还能找出别的解释吗？

袁农身上有三个疑点，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被捕后叛变，他最后在特赦时期自杀，可以说是害怕被“年轻人”打，也可以说是绝望，但据沈醉回忆，戴笠和毛人凤还有更险恶的用心。

沈醉不止一次在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上听他这样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

毛人凤亲口告诉过沈醉：“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毛人凤当时列出的“好处”是四条，有些太过阴险歹毒，这里就不能引用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陈国华和郑耀先不管受到怎样的误解和折磨，都不会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袁农跟陈国华郑耀先有很大差别，在军统酷刑下，也很难坚强不屈。

韩冰要证实“周志乾就是郑耀先”，袁农则一直怀疑郑耀先“就是变了节的风筝”，如果我们把“变了节”三个字去掉，再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当年戴笠和毛人凤可能怀疑郑耀先是风筝却没有真凭实据而不好下手，袁农这么着急抓风筝又是为了什么？

当然，也有读者可能认为袁农眼高手低，所以言谈举止不太讨人喜欢，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想一想：在郑耀先眼里，韩冰有特点但不漂亮，袁农尚且穷追不舍，如果当年徐远举之流对他施以酷刑甚至使出美人计，袁农会不会顶不住而叛变？在您看来，袁农身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疑点？